为什么中国的大豆需要进口（上）

        近二十年来，中国大豆播种面积变化不大，在缓慢上升约15％之后又下降到原位。但中国每年进口大豆数量则直线上升，2012年达到5300万吨，大约是该年中国自己生产总量的四倍，这意味着中国大豆消费总量80％依靠进口。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国，而且直至1995年，中国消费的大豆基本由国内生产提供。

        如此短期之内、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像有的观察者所强调的那样，由于国外跨国资本凭借转基因大豆入侵和倾销，从而占领中国市场，中国因加入世贸组织，迫不得已接纳损己利人的关税和贸易条件，由此协助外国跨国公司获得绝对优势？还是简单因为高科技的优质转基因大豆压倒了中国天然大豆，反映农业必然的“现代化”和“高科技化”的全球趋势？还是另有别的更根本的原因？

        本文重点论证两点：一是当前大豆生产和进口背后的经济逻辑；二是中国政策中可取的抉择以及其所隐含的有可能成为充满建设性潜力的未来出路。

        大豆生产

        首先要明确的是，大豆生产是占用相对较多土地和使用相对较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其单位面积产值较低。它的单位面积产值要远低于高值农产品——诸如（我们称之为）“新农业”的拱棚/温室蔬菜、水果和肉鱼养殖。与大豆生产不同，后者是“劳力和（非机械）资本（如肥料、优质种子、拱棚、薄膜等）双密集”的农业，用地相对较少——其单位面积产值要远高于大豆和粮食生产的“旧农业”。新农业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业革命——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达到了之前六倍——的基本动力。

由于这个农业革命并不广为人知，我们称之为隐性的农业革命。和历史上的农业革命，特别是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不同，它不是体现于主要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而更多是体现于从低值农产品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农产品。

        显然，这三十年来的农林牧渔“大农业”总产值提高的来源主要不在于种植业的亩产量（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增加，而在于农业结构的重组，主要是高值农产品在农业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尤其反映于牧业和渔业产值所代表的养殖业的大规模扩增。这期间，种植业的产值虽然增加了307％，但牧业则增加了943％，渔业更增加了1804％。

        种植业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农业的是拱棚和温室蔬菜，在产值增加方面起到远高于旧农业的谷物种植所起的作用。

        显而易见，蔬菜产值（相对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的）比例要比其占用土地面积的比例高出甚多，而大豆的产值则相反地只是其所占土地面积比例的约六分之一。

        相对高产值的蔬菜和相对低产值的谷物种植间有很大的不同, 蔬菜中的“设施农业”是基本和新型养殖业、渔业相似的，其按亩产值要数倍于谷物和大豆种植的旧农业。显而易见，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基本稳定的同时，其所占产值比例日益收缩，从不止四分之一收缩到不到六分之一。同时，新农业——蔬菜、养殖、渔业——的产值则和农业总产值的快速增加同步扩增，所占总产值比例已经快速扩增到谷物的四倍。这个农业结构的转变正是近三十年的“隐性农业革命”的核心。而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植之中，大豆是单位面积产值最低的作物：其产值所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种面积的约六分之一，比谷物平均的四分之一还要低一半。

        从土地使用（播种面积）角度来考虑，变化也非常显著。牧业，包括小农场的种养结合，以及渔业所用鱼塘的耕地面积不好统计，但蔬菜和水果面积变化非常突出。蔬菜的播种面积从1980年的0.47亿亩扩增到2010年的2.85亿亩，达到之前的606％。同时期，水果的播种面积从0.27亿亩剧增到1.73亿亩，即641％。1980年,蔬菜只占到总播种面积的2.2％,水果占1.2％,菜果共占3.4％；2010年，蔬菜占到总播种面积的11.8％，水果占7.1％。两者合并起来达到18.9％。这个变化非常显著。

        显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结构越来越转向高值农产品。这也是中国农业越来越依赖进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经济原因，更是中国积极在巴西购买土地来生产大豆的基本经济动因。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用新农业替代旧农业，是划得来的。将用地较少、产值较高的新农业产品（蔬菜、水果、肉鱼）的出口与用地较多、产值较低的旧农业的进口来交换，也是划得来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考虑，如果中国想要完全由自己来生产每年所消费的大豆，每年需要另外播种多少亩大豆，占用全国总播种面积多少？显而易见，2009年以来，每年需要另外播种约四亿亩以上的大豆，占到全国总播种面积的15％～20％。这意味着必须减少如此幅度的谷物或高值新农业产品，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考虑。这是国内大豆产量没有显著增加而大豆进口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

        而近二十年来大豆的播种面积之所以没有更多缩减，主要是因为国家出于保证基本食品供应独立性的考虑，一直都在补贴大豆和粮食种植，并大规模储备粮食用以稳定价格。

        在大豆主产区，如黑龙江省，大豆和小麦、水稻、玉米享受一样的种粮补贴。在内地非大豆主产区，大豆一般不享受种粮补贴，这和那些地区大豆种植面积小和零散有关。但近年来各地政策执行中，出现一种趋势，即按照承包地面积进行种粮补贴，而不考虑实际种植品种。

        同时，国家针对大豆，最近正在设计“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如果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按两者的价差核定补贴额，由政府直接补贴给农民；如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则不启动补贴。预计“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将成为大豆这一农产品最主要的补贴方式，未来也许可以起到稳定大豆生产的作用。

        国家的保护措施是大豆播种面积在近二十年来没有更大幅度缩减的基本原因。如果简单按照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和便宜，以及美国、巴西等国家的土地相对丰富和便宜的“比较优势”逻辑来考虑，更为经济的结合是更高度的分工和交换：由中国来负担更多的劳动相对密集的蔬菜、水果的种植和肉鱼养殖，由美国、巴西、阿根廷来负担更多的土地密集粮食生产。但是，粮食结构从来就不简单决定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

        对中国进口大豆的来源地美国来说，其经济逻辑则正好相反。转基因大豆占到绝对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抗农达”（RR，Roundup Ready ）。转基因大豆的一个关键特征——“农达”（Roundup ）草柑膦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除杂草剂，而所谓的“抗农达”的含义就是RR转基因大豆具有抗拒这种除草剂的能力。这是个关键特征，因为对地多人少的美国农业来说，节省劳动力而不是节省用地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这里应该说明，迄今转基因大豆并没有能够实现比天然大豆要高的单位面积产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相对廉价生产这种转基因大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借草柑膦的使用而节省了除草所需的劳动成本，而不是因为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也是美国这种转基因大豆之所以能够占据到其本国90％的大豆生产以及大规模占据中国进口大豆市场的重要因素。

 （注：来源“凤凰网国际智库”，作者： 黄宗智、高原。编者略做修改。）

◎同心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