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大豆需要进口（下）

        种植小农与相关产业

        在国外转基因大豆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演变过程中，生产大豆的中国小农以及与大豆相关产业（尤其是榨豆油产业）毋庸说是受到强大冲击。在中国主产区黑龙江，最近几年来大豆种植面积一直锐减，从2009年的约六千万亩减至2013年的约三千万亩，主要是因为在现有价格结构下，大豆净利润远低于玉米。2012年，黑龙江省大豆每亩净利润256元，而玉米则为495元，粳稻为695元——导致越来越多农民不愿意种大豆，而当地大豆压榨企业也因此大规模停产。如此大幅减产确实令人担忧。

        虽然如此，上面已经看到，中国一直有意识地护卫天然大豆经济，最关键的举措是禁止国内生产转基因大豆。这就造成和巴西、阿根廷等国很不一样的局面，它们在短短十来年中已经成为被美国孟山都公司RR转基因大豆完全侵占的天下，其种植面积已经和美国一样达到所有大豆的90％以上，而全中国的天然大豆种植面积则基本维持接近之前的面积。这方面，近年来正在形成针对全国豆农的“目标价格补贴”措施，用意是保证豆农收入的基本底线，也许会起到必要的保护作用。

        至于相关的大豆压榨（豆油）产业，黑龙江压榨企业的萎缩需要置于全国的总体框架中来理解：中国的大豆压榨业曾经在外来竞争和资本的进入下，一度几乎完全崩溃，但之后在国家的积极扶持下，重新获得活力。在2007年美国榨油业达到其顶峰（年产将近五千万吨）之后的五年中，中国的榨油业在同时期扩增将近一倍，占到全世界大豆压榨业的28.3％，到2012年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国家，其占比不仅高于南美的巴西（15.9％）和阿根廷（16.1％），也高于美国（18.9％）。

        虽然如此，新型榨油业一度曾有被跨国资本控制的忧虑，但经过一番努力，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国企、民企和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虽然如此，面对一些大规模跨国公司试图控制、垄断中国榨油业来扩大、确立转基因大豆原料在中国的市场，这是一个仍然需要警惕的问题。

        此外则是大豆蛋白的生产。上面已经看到，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了大豆蛋白产业，目前占到世界总出口量的一半。这方面，国家也起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为止，其生产主要限于肉制品的附加物，尚未真正进入能与美国和日本花样众多的保健食品领域内竞争。

       有的论者特别强调在全球资本面前中国大豆生产和相关加工业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特别强调由全球农业资本为其利润追求所带来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农业的强力冲击，所导致的不健康饮食习惯（包括转基因大豆和其产品）以及环境污染，因此呼吁要建立“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

        这是动机很好的学术研究，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大豆经济方面，中国这些年来所展示的其实不简单是脆弱地任凭全球资本的侵占和宰割，也不简单是弱势政府面对世界外贸组织压力下的委曲求全，而是在面对不利的基本经济逻辑（即人多地少国家相对地多人少国家所占的“比较优势”），同时考虑了粮食安全这样的政治因素之后，所做出的一些抉择。

        同时，也是在自身（“劳动—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的总体发展趋势下所做出的合理抉择。而中国的抉择，其出发点更在于中国广大的小农户出于最基本的经济逻辑，所做出的缩减“旧农业”和增加“新农业”的抉择。在上面已经看到，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隐性农业革命”的基本动力是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趋向“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高值农产品生产——它是节省土地和更充分使用中国的丰富劳动力资源的经济抉择。

        中国的大豆经济，与其说已经在全球资本的冲击下全面崩溃，不如说是具有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潜力。其中最基本的事实是，与其他大豆生产国家不同，中国种植的仍然是天然大豆。仅从天然大豆来看，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最主要的产地。如果中国真能大规模地朝着绿色的天然大豆以及保健的豆制品方向走出一条路来，其含义将会超出大豆经济的领域。

        粮食民族主义

        以上的论述说明，我们不应该忽视大豆生产和销售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动力而把大豆经济简单看作是一种“外国资本”与“中国主体性”（即所谓的“食物主权”）非此即彼的对立。

        在大豆经济上，中国所采用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保护中国原有的大豆经济（经过粮食和大豆种植补贴以及价格调控和建立大豆、粮食等基地的政策来适当维持一定程度的食物独立性），不允许在中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另一方面则允许市场和经济逻辑，包括低额的关税，来决定近年来的大豆进口。这样的政策抉择虽然多有不足之处（例如尚未更充分扶持、维护豆农和豆制品产业，也未更充分投入大豆蛋白加工企业的发展），但其基本的经济战略应该可以说是现实的、合理的，因为它等于是为中国的高值新农业争得更多可资使用的土地、更多的发展空间。

        一定程度上，它等于是凭借高值农产品的出口（蔬菜、水果、肉鱼）来换取相对廉价的大豆和谷物产品的进口。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为中国的养殖业争得带有美国政府补贴的廉价高效饲料，等于是借助美国和巴西宽大的土地资源来推进中国特色的小而精的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经济决策是无可厚非的。虽然如此，还需要更强力地保护、发展大豆经济的措施。

        今后最大的挑战是，中国的大豆经济能否从仅是维护原有的传统型大豆经济而更多地转向具有光明发展前途的新型大豆经济。用天然大豆蛋白所制造的保健食品是具有宽阔前途的，也是很自然会和（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绿色农业配合的道路，所意味的是高值的农产品和制成品、健康的食品和可持续的发展，也是符合中国农业总体发展趋势的新农业方向。今后一方面要看在生物技术上中国能否进入国际前沿并发明出特别适用于中国的天然大豆及其制品的技术；另一方面要看政府能否更有效地与社会资本共同来为其天然大豆重新建立经济优势。

        这是一个需要冷静思考和扎实的科学研究，而不是一个靠感情用事所能解决的问题。

（注：来源“凤凰网国际智库”，作者：黄宗智、高原。编者略做修改。）

◎同心睿智